四四一、慈母手中线，严父笔中情（2）（2/3）
生吹捧，无论小学、中学都作为学生代表过早地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如十一岁便十分有趣地成了家乡——大队“革委会”委员），养就了鹤立群鸡的感觉；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农村工作时期，还是成为国家干部后在内地银行工作期间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银行工作期间，都因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而被单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岗位职权的本单位的重要决策人和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而倍受人们瞩目。一般说来，我只适合成为单位一、二把手的人选。当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而又在履行这一岗位的权力时，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对我的势力，正如古人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纵向联系和横向协调的圈子较小。坦率地说，我是学习《行为关系学》或说《行政关系学》课程没有毕业的学生。
第二，我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制与变通、刚与柔的临界点的把握上也有突出问题。毛先生说，要有松树的风格，也要有柳树的风格，就是讲的这个问题。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现代也有人谈了对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圆润。然而，若说水圆润，我是不赞成的。你看，几个与水有关的成语可见一斑：水乳交融、似水柔情——是有点圆润的味道，但是下面几个就不同了：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说水的原则性；洪水猛兽：形容水的凶残；水滴石穿：说水坚韧的意志、毅力和决心；似水流年：说水的不可逆转。还有，水往低处流：是说水不可逆转的原则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个目标。你看，水碰到石头时立即拐弯，碰到高山后不得不潜入地下，但最终还是要向目标奔去。
第三，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强而形象思维能力相对不足。前者导致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观察时弊入木三分。这样，在与人交往时很清楚看到对方的意图和短处而产生洞察秋毫的感觉。这些特点在与人交际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碍，这也许是郑板桥老先生感叹“难得糊涂”的真谛。因此，我不善于、不乐于、不喜欢与他人多做交流沟通，尤其是当自己有求于他人时，显得十分腼腆、难以启齿。人们综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富商，没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会里，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谋事求人时过分难为情，其实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怪，而爱面子与好虚荣是一对双胞胎。讲到面子，关键要以实力为基础。两个例子发人深省：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学素养难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笔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广州写了章回体自传长文《二十年华》，令得时值春心涌动的同学们争相传看，他们也许在不切实际地翘首期待着中国又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当时，我在文中写道：再过三十年，我将写出《四十年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历程的历史纪念。
是啊，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并亲身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自己既成为这期间社会进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见证啊！它为我积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阅历！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一部史诗式的历史画卷便跃然纸上。而我在金融服务社和市民银行的复杂经历，也足以写一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长篇财经。为什么不能成书呢？知道我的经历、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们，也许充满了遗憾。当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还是我自己。
看看吧，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事做好，这也许是一件对社会极有意义而且荫及儿孙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给予后人的启发是：
、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在家庭中树立一个中心，要培养同一种声音教育子女。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不自觉地树立父母对立、上下对立。不要在小儿面前各自吹嘘自己，以免导致其在潜移默化中，把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变为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时可以加以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不能以是否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作为爱子女的标准。好父母是不会随意给孩子钱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钱用于教育的（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时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也许初衷不坏，但从客观效果看，是非常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口号。一旦儿孙躺在钱堆里养尊处优而不能自拔，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祖宗，抑或是对儿孙自己说来都将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顽鲁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尽亿万家财也没办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财两空而徒增怨气。
、判断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当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龙”的胡同里走到黑而不愿意回头。最近，丁肇中教授谈到他那早年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的母亲教育他成长的经历时，自豪地认为：正是他母亲从不计较他在学习期间考多少分，常常说：“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后发挥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岁便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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